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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0日，北京警察学院的柳实教授讲解：汽车追尾
此文是2006年2月4日写的，还没有发表过。今天，看北京电视台节目，北京警察学院的柳实教授讲解“预防追尾”，我才想起我12年前写的这篇文章。今天，在此发表此文，如果得罪了各位，敬请原谅！本文作者方军给您鞠躬。2018-4-23
在日本国的窗后面是不许贴膜的，司机左右的车窗也不许贴膜。请各位仔细看看，日本国的汽车也贴膜，但是：后窗不许贴膜，左右前窗不许贴膜。这样，车和车之间有“透视”功能。后车通过前车的车窗看到“情况”，可以有预先的刹车准备。防止追尾。1984年，我作为外交部·外事服务局的助理翻译，被派到在日本《读卖新闻》工作，1991年开始我在日本留学。我对日本国的“红绿灯”及其“贴膜车”、“白天开大灯”驾驶等交通规则，有详尽的研究。
针对日本交通和中国的交通比较，我还采访过日本北海道警视厅的交通警察局的局长。因为，我当时是日本大学学习《经济统计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生。我要交论文。
下面的文章，是我12年前写的。不看柳实教授的讲话，我完全忘记还写过这样的文章。
2006年，我还写过《东京为什么不堵车北京为什么堵车》和《美日法德俄罗斯的车为什么白天开大灯》的研究论文。因为不是歌颂类型的文章，没有“辉煌”之类的词汇。所以，我自己把自己的研究论文泥牛入海了。如今，北京警察学院的柳实教授在北京电视台讲“追尾”，我才贸然、斗胆发表一篇我十几年前研究、探讨的记录。——其余的文章看看再说。
一，
像厌恶腐败一样，我厌恶贴膜车；像反对腐败一样，我反对车贴膜。
首先，贴膜车是造成交通事故中追尾事故的罪魁祸首。没有贴膜车的话，北京的交通事故会大量减少。所以，我厌恶贴膜车。
什么叫贴膜车呢？贴膜车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什么？
当我们驾驶的汽车的后车窗贴膜之后，会给随后的司机带来极大的不便。
当我们驾驶的汽车尾随一辆贴膜车之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不安全。
当前车是贴膜车时，后车的“预知能力”和“预测能力”降低30%。
当前车刹车灯亮时，是前车司机见到危险时的“反映后”的动作；后车的反映应该是“反映后的反映”。如果，前车没有贴膜车的话，由于前方汽车的车窗有透视功能，所以，后方司机与前方司机见到事故时，同时有刹车的“预知反映”，或者说是：
前车驾驶员和后车驾驶员同时有“刹车制动的条件反射。”
另外，贴膜车不但影响“停车”还影响汽车的“起步”。
我在日本东京银座的十字路口做过调查，红绿灯自动交换是6分钟间隔。日本人在三条道内快速通行82辆车。而北京的王府井北口红绿灯，同样是三车道，只通行27辆车。为什么呢？所有的汽车起步慢。为什么“起步”慢的？有一个原因是：贴膜车影响了“预知动作”，或者叫“提前动作”。再有，司机只为自己，没有日本人的“协作精神”。
我在日本国留学时学习的是《经济统计学》，我计算过，100台没有贴膜的汽车和100台贴膜的汽车分别排成长龙同时开始起步，直到完成最后一辆的起步；没有贴膜的汽车和贴膜的汽车相比较总体计算要快7分钟。北京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在交通拥堵时，前后车距是5米。当遭遇前车贴膜时，后车驾驶员的前视夹角15º为盲区。那么，随前车起步的预知能力也随之降低。北京目前有200万辆贴膜车（2006年），以每辆车造成后车延缓起步3秒钟为计算单位，我们北京在交通拥堵高峰时，贴膜车又会制造多少“盲区起步的障碍时间”呀。
日本国的东京都有3710万人口，流动人口将近300万，有接近800万辆汽车。由于公交系统发达，有65%的私家车停滞不用。东京使用少的私家车年平均行驶一万公里。
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东京人口密度为6106人/平方公里，高于北京的1311人/平方公里。约2190平方公里的东京，机动车保有量超过800万辆；约16410平方公里的北京，机动车保有量500多万辆（2018年）。
各项条件都明显偏差的东京，治理交通拥堵却拿出了漂亮的成绩单：817。这是东京市区1981年和现在的平均汽车时速对比。30多年间，东京机动车保有量增加了2.05倍，交通却提速了一倍多，被世界各国学者赞誉为“东京奇迹”。
日本的汽车，整体“起步快”、整体“预先刹车”，就是“刹车块”。他们的快，究其原因，就是“前后车窗不贴膜”。北京有500万辆汽车，其中，95%的汽车贴膜。这样一来，没有后车通过前车的“通透预知刹车”，所以，北京的车追尾多、起步慢，都是实心的“坦克”。北京市区的车辆（不是高速路上）最多连续追尾达到14辆！而且，都是“贴膜车”！
听到“——咚”、“——咚”、“——咚”……的连续撞击声，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北京常住人口有2530万人，流动人口接近400万,（2006年）有256万辆汽车。另外还有数万辆军车。北京使用少的私家车年平均行驶两万公里。可是，单单说“起步”和“停车”的速度的话，还是东京的汽车速度快。我分析，这和北京广泛的贴膜车也有关系。
“贴膜车”妨碍了“透视的视线”从而影响刹车的预知判断，这是人所共知的。
我们人类社会有汽车的历史已经有百年了。汽车从开始设计和制造就是“通透”的。
我们人类社会有坦克的历史应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坦克不是“通透”的。
贴了膜的汽车，从“通透”的视觉角度来说，就是“坦克”。
几十万辆（2006年）“坦克”在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上跑，还能不出追尾事故？
二，贴膜车的由来
探究中国的贴膜车先要研究中国的“轿车”的由来。中国人普及小汽车应该是改革开放后这十几年的事情。前几年，北京的两厢车卖的还不太好，中国人在开始的时候普遍“不认”。不被普遍认同的原因在于千百年来，中国人眼中的“轿车”是从“轿”演变来的。“轿”和“轿子”，加上“八抬大轿”，都是现代“三厢车”的翻版。
所以，在中国，“两厢车”不被认同，甚至连小偷都不偷“两厢车”。“两厢车”被认为“只有前面抬的，没有后面抬的”，这样的轿子坐不得。所以，在北京只要是买了两厢车，那您就尽管放心吧。在北京周边的东北地区、内蒙地区，山西、河南的偷盗团伙都因为“没有销路”而不偷两厢轿车。广东、广西、福建沿海地区也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偷盗汽车集团偷盗的两厢车在中国的南方也没有销路。即使是“偷盗车”的买主，也希望要车窗黑黑的“贴膜车”。你想，花了两个钱儿，买了辆“大奔”，街里街坊的，乡里乡亲的，谁不想看个究竟？可是，能让他们都看清楚吗？
但是，不管几厢轿车，“厢”上的窗帘都是另外有“讲究”的。
“轿”有“八台大轿”，有俩个人肩扛的“轿子”，有结婚用的“花轿”。慈嬉太后死时抬她棺椁大轿的有32个人，从“大扛”到“奉安”出殡的一路，大轿子不许落地。据说，给慈嬉抬最后一程轿子的人都叫苦不迭。这有历史照片为证。连中国人在歇后语中都有“抬轿子”这样的词汇。——“抬轿子”是贬义词，意思为“拍马屁”、“忽悠人”、“一直抬到你家坟”等等讽刺的含义。
中国人抬的轿子上的左右窗子上都有帘子，帘子都是纱类布料做的，类似于现在小轿车车窗上贴的膜。“花轿”的帘子是用于新娘子害羞用的，别人看不清楚她，她倒可以撩开头上的红布透过纱帘儿，悄悄地看看外面起哄的人群，抚平一下出嫁前的忐忑不安和七上八下。而中国古时官僚坐的轿子必有纱帘。其意义，第一就是“防刺”，第二才是“防尘”。有了纱帘，官僚就可以在轿子里面清楚地看见外面，而外面的人不容易看见里面。
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倒台和“贴膜车”也有关系。
那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疯狂地吸食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这些贪官污吏腐败倒了极点。根据1949年1月1日北京的史志记载，前门牌楼不远的龙福记粮店上午买一袋洋面要用60万，下午就涨到80万一袋。民不聊生、腐败之极。那时，北京城内大小官吏坐的车都有纱帘；因为那时，还没有贴膜的手段，如果有，他们也早贴上了。
——他们是怕人民看见他们呀。
——在心理学上“知耻”是“人类思想活动”的潜意识。
（我在此说明：此文写于2006年。人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我今天不会这样回顾。）
我是专门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作家。8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军上缴的武器装备，又有大量美援。当时，北京的小轿车都是美国生产的。美军的吉普车、小车在开始的时候都没有窗帘，美国兵不用那玩意儿。后来，中国驾驶员为了拍中国贪官污吏的马屁，都挂上了窗帘。而且，老蒋掌握、控制的正规军、地方军、民团达800万之众！当官的都坐着挂帘子的小汽车招摇过市。蒙哥马利元帅说“有一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打败仗的”，可手握800万雄师的蒋委员长为什么三年的功夫，一败涂地？——腐败！
毛主席曾经淋漓尽致地抨击过当时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们：
“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情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
所以说国民党退出历史的舞台是从当时的“贴膜车”也就是“挂帘车”开始的。
国民党可以说是：“从见不得人开始，到一败涂地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告终”的。
北京自古有儿歌为证：
“厢红旗、厢黄旗，八抬大轿图吉利。”
“你挂帘、我挂帘，姨太马弁一个连。”
“你污职、我污职，绫罗绸缎最值钱。”
“你腐败、我腐败，新桃旧幅划时代。”
“挂帘车”是有钱人坐的，贪官污吏当然是有钱人。但是。“有钱人”的含义在中文中既有褒义也有贬义。所以，北京人把这个“羡慕有钱人”的“潜意识”留到了今天；并且，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在效仿着。
——北京贴膜车的由来是有这些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的。
三，中国的贴膜车和交通事故
2005年12月12日。《北京晚报》头版的通栏标题是：“交通事故报警每天2300起”，副标题是：“23项应急预案应对7大类突发事件”。
2005年12月14日，《北京晚报》的《本报最后消息》一栏的通栏标题是：“北京迎来拥堵新高峰》，副标题是：二环路高峰时平均车速比去年同期下降5．1公里。”
2005年12月20号至24号，我和侵华日军老兵91岁的本多立太郎站在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附近看着北京的车水马龙。——我说：“本多先生，求您办件事情？”
本多是来接受中央电视台《中国日记》节目组采访的。采访内容当然是相关侵华战争的问题。所以，他住在距离车水马龙长安街不远的梅地亚饭店。本多很诧异，他问我要求他办什么事情？我说：“拜托，调查日本国的贴膜车。”
91岁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说他不知道什么叫“贴膜车”。他一生没有开过汽车，也没有取得过驾驶执照。他只在江苏省金坛县驻防时杀害过中国战俘。所以，按照他的说法：一生都应该来中国谢罪。他手指中央电视台和世纪坛前面的车龙水马，让我讲讲什么叫“贴膜车”？
2005年5月19日，原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为了谢罪，在卢沟桥上下跪忏悔。照片左一，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站立见证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方军。
2006年5月17日，原侵华日军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在江苏省金坛县下新河村，向他们杀害的十名新四军墓碑下跪，谢罪、忏悔。此墓是本多立太郎老鬼子出资修建的。相关的采访记，在方军写的《来谢罪的鬼子兵》一书中。此书，记录了17名原侵华日军老兵到北京找方军来中国谢罪、忏悔的故事。——此照片摄影者为：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记者。
我发表此照片的目的，是说明：从北京到江苏金坛县一路上，我和老鬼子本多立太郎聊天的内容就是《日本的贴膜车和中国的贴膜车》。这是12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原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已经病故。这两张照片是说明此文，作者方军现在加上的时间是2018-4-20
我是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作家，我从三个方面给侵华日军老兵讲“贴膜车”心理。
一，
我引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研究学说：“过去的25年里，中国致富快的人通常是做三件事情；一是玩房地产，二是玩金融，三是玩特殊关系。这三个领域恰恰是中国腐败和经济犯罪最集中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有些发了财的人心里不踏实的原因。不塌实，怎么办？‘皇帝的新衣’的现代版本实际上讲的就是今天贴在车窗上的黑膜。”
二，日本国东京都有多少“情人旅馆”北京就有多少“贴膜车”。
毋庸讳言，在中国，男人和女人的事情是极为隐讳的事情。但是，潜移默化的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前，中国国民都穿蓝色的衣服，16岁17岁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都不说话，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了。与之30年前相比较，中国在男、女之间的事情已经在思想上解放得多了。但是，还是需要“贴膜车”来掩护才行。
三，北京和东京相比较，北京的汽车通行有各种限制；而东京，在皇宫前面也可以让北京人说的“面的”通行。北京市区在白天不让运输货物的卡车通行，北京人把客车贴上膜就在交通警察眼皮子底下放心大胆地运输货物了。在汽车上是不能干各种犯罪的勾当的，贴上膜，就谁也看不见了。坏人们的“护身符”就是“贴膜车”；他们幸灾乐祸的地方就在于：“近在咫尺，他看得见警察，而警察看不见他。——干气人！”
四，防晒。
本多老人听了这几条后，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通信十年了，恐怕也有几百封信了。这次到北京，我们又一次见面；不容易呀！上次见面，是：‘我为鱼肉，你为刀俎’。我听你的。这次。我们一起听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因为是他们邀请。我们按照已往的既定方针：第一，我不去故宫、长城。——我是来谢罪的。我在日本国演讲19年，演讲1312场！给18万人讲过日本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其中听讲的学生占大多数。可是，我来了好几次中国，竟然连一个中国学生也见不到。你是怎么搞的？你既然有时间研究“贴膜车”，为什么不抓紧联系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呢？我都91岁了，还有几天就迈进92岁的门槛儿了，难道我还可以经常以“战争亲历者”和“战争最后的证言者”的身份到北京来吗？”
他好象没有生气，实际上是生气了：
“我来中国四次了，我竟然没有见到一名学生！安排学生听我谢罪，那么困难吗？”
不过，日本人和中国人不一样，日本人很含蓄：
“第二，你刚才讲的“贴膜车、交通事故”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在车龙水马面前，我无言以对。我此时此刻关心的是“日本的贴膜车和中国的贴膜车”；他想的是“见中国的大学生，讲当年他作为侵华日军士兵所犯下的罪行，让战争的罪恶不再一次在日中历史的长河之中，重演。”
——我们是南辕北辙。
根据我的研究，（2006年）北京有253万辆机动车，其中“贴膜车”占238万辆。“贴膜车”的车主“贴膜”的动机是：一，阻挡阳光。二，隐私的需要。——所以才贴膜。
我给“贴膜车”下了个公共的定义，叫：“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困难留给别人。”
北京是号召学习雷锋的地方，事实上是：“北京有数十万人不学雷锋”。他们把自己驾驶的小轿车的玻璃上贴上膜后，他能看见人家，人家看不见他；骄阳似火时，确实阻碍了一部分阳光的射入，降低了温度，确实是把方便留给自己。——可是，贴膜车起码在“交通物理学”的“理论上”，是把困难留给了别人。
中国行驶的贴膜车还没有受到任何行政法规的制约。
(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在车上时，我一边左手开车，一边用右手拍摄的照片。地点是国贸桥上，前面的汽车全部是“贴膜车”。本多立太郎老人91岁，在后排座。当时，我的家在朝阳区的松榆里住。这段说明，是今天2018-4-20加上的。)
四，日本国的贴膜车和交通事故
日本国的汽车可以贴膜，不违犯交通法。但是，日本国的汽车只许贴驾驶员身后左、右车窗的膜；驾驶员左、右车窗不允许贴膜。最为重要的是：汽车后视窗不允许贴妨碍后车透视的黑色膜。否则，按照“非法改装汽车”论处。我们凡是驾驶过“贴膜车”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黑天驾驶车辆时，往左右看，什么也看不见。像是夜间戴黑色墨镜外出行路一样。”
如果让一个人分别驾驶“贴膜车”和“不贴膜车”；在黑夜交换驾驶两种车后，他绝对会得出两种鲜明的感受。
另外，在中国追尾时，无论何情都是后车驾驶员的责任。可是，在日本国可以向交通警察申诉：“——如果前车贴膜影响后车视线的话，责任另当别论”。日本的保险公司和中国的保险公司也不一样，中国的保险公司比较粗糙：“无论贴膜与否都照价赔偿。”而日本国的保险公司比较细致：“凡自行非法改装机动车之后，所造成交通事故的，保险条约不履行赔偿的义务。”
日本国的黑社会组织在日本语发音中叫“鸭裤砸”。日本国的“鸭裤砸”有特点，小“鸭裤砸”的手指一般都被切下一个、两个的。他们和中国的流氓一样：纹身、走路打晃儿，凶相毕露的。他们多使用有BMW标志的宝马车；再有，贴上黑色的膜。我有很多日本朋友到北京来，这些日本年轻人看着北京川流不息的黑色贴膜车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
“中国的‘鸭裤砸’多？还是日本的‘鸭裤砸’多？”
我每次都流利地回答：“日本国的‘鸭裤砸’多，但是，中国的腐败更多。”
比方：日本国有“会计师事物所”，它的“存在”是在商社社长领导之外的。而中国的会计是“本单位”的，本单位的会计是不能在财务制度方面制约顶头上司的。
比方：日本国的“株式会社”，的“株”，就像中国秦代的“一吊钱”。你出30枚钱币，我出120枚钱币，成为“一吊”。也就是“一串株”。这种集资经营的公司，现在被称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是社会主义，公司领导去美国“开会”是不需要下级监督的，也没有监督的必要。而日本国“株式会社”的监督来自于每一个投资人的切身利益，如果日本国“株式会社”的社长老去美国“开会、视察”又“没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不成！
日本国在交通法律方面限制了黑色“贴膜车”的流行。所以，日本国因为前车是“贴膜车”从而影响后车驾驶员的“透视预知能力”，在司法上有明文的限制。所以，日本国由于“贴黑色膜”而产生的“造成前后驾驶员透视预知能力降低的事实，”没有合法的司法条例支持存在。从而，使由此而产生的交通追尾事故在理论的层面上就有所降低。所以，日本国的追尾事故无论在现实事实中，还是在“现实司法条例支持上”都要少于中国。
笔者在日本国生活、工作、学习过多年。日本国的“贴膜车”状况是：城市多于地方；不文明的人多于文明的人。比方：东京、大阪和札幌的“贴膜车”比地方上的“贴膜车”要多的多。比方，日本国富士山下面的富士宫市，时至今日，几乎无一车“贴膜”。
笔者1984年在《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给日本记者松永成太郎先生当秘书。我们二人开车一行驶于建国门外外交公寓的大门，常常被路边的“贴膜人”拦住。他们在马路边上向我们兜售各种汽车车窗的膜片，他们推销“贴膜”的理由很充分：“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人！”。
日本记者松永成太郎先生很奇怪，他回答：“我不是坏人，我为什么怕人看呢？”
五，我想起诉北京市交通局局长“行政不作为”
我们人类社会从1886年由“奔驰”兄弟生产了第一辆汽车。120年来，各种各样的汽车风靡世界。根据我的调查，美国在交通法上规定不允许贴黑色的车窗膜，加拿大也不允许贴。“奔驰”汽车的车窗无疑是最先进的，它前后左右的车窗玻璃都有“由深到浅”色彩处理过，当面对“朝阳”和“夕阳”驾驶时，不用“遮阳版”也可以保护驾驶员的眼睛。“奔驰”轿车在车窗玻璃上的技术处理的先进之处，我贫瘠的知识水平现在还不能完美地形容出来。我知道的目前仅有：“流线”——空气动力学。“防爆”——物理动力学。“变色”——仿生医学。但是，世界上生产的汽车没有一辆在开出生产线时是“贴膜车”。
我去俄罗斯做过调查，他们的汽车有25%是日本人的二手车。（日本人的二手车车况不错，可以继续行使十年。）是日本人的汽车，当然，就没有贴膜车。爱抬杠的人很多，你们马上在俄罗斯调查一下？另外，俄罗斯人和欧美日的交通规则一样，白天必须开大灯。
“贴膜车”有三大弊端：
1，在“德行”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一个民族如果都为了自己而不为他人着想是多么的可怕。我认为，此事老百姓无责，因为，当官的带头携款外逃，带头把七姑子八姨转成美国护照。——没错吧？不是我方军瞎说吧？
2，在“事故”上，“贴膜车”在技术上影响了后车驾驶员的“预知判断”；造成他人追尾事故，所以“贴膜车”事故概率，要多于视线良好的车辆。
3，在“司法”上，“贴膜车”目前属于“司法条文界定不清”；属于交通法的制定者“行政不作为”。由于没有明确的司法条例，赔偿责任也连带模糊起来。
依据以上思想，我稍稍萌发起诉北京市交通局局长“行政不作为”的想法。
马上，我就推翻了我自己的念头。北京市交通局局长是国家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是高级干部。他的明确收入应该是我这个下岗老工人的多少倍，他的隐形收入应该是我收入的X倍。比方，他有免费的豪华的“公务车”，他可以去过世界各国视察交通状况，他用相对便宜的价格就可以买下宽阔的住宅，他视察过世界各国大的汽车生产线，他参加各种宴会的味道我甚至连闻都闻不到。他参到各种避免交通事故的会议，他参与制定各种交通法规的研讨会。另外，我如果想见他谈谈，绝对会被门卫当成神经病轰走。
——我算什么？我有什么资格思想人家局长应该思想的问题？
2008年奥运会就要来了，世界各国的游客会云集北京参与世界最巨大的体育盛世！数不清的外国游客不会在短时间内关心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人文文化，他们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体育比赛中的京骂、中国古迹、中国食文化和中国的贴膜车”。
北京市交通局长估计连这篇文章的样子看都不看，即使看两眼也会嗤之以鼻。的确，这是一个“积渊深厚的文化问题”，不应该让一个人承担责任。但是，我可以坦然地告诉北京市交通局长我的预测和分析：随着文明程度的扩大和深入，“贴膜车”一定会退出中国的交通的舞台。再过20年，也就是2026年，中国会有明确的司法条例限制对汽车的非法改造。从而，在理论上降低“出追尾事故”的几率。在交通保险上也会随之出台明确的赔偿条文和条例。从而在理论上限制人们对于自家车的非法改造，保障交通的安全。
“我梦想有一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遵守《小学生守则》。”——某大学德育教授在新生入学后的第一课上发此感慨。
在此，我也想感慨几条：
日本东京的山手线电车是最拥挤的，可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自觉排队。
日本的高速路也是拥挤的，可是，所有的汽车都依次排队，绵延数十公里。
日本人从没有随地吐谈和随处张贴、书写“办证”之类小广告的。
日本对污染有严厉的司法条例约束，所以，日本的天是蓝的，河是清的。
日本人在公共场所没有一人大声喧哗，都是彬彬有理的。
日本人在饭馆里都是小声说话的，“不给别人添乱”是他们的美德。
日本人的垃圾由日本国民自觉分类，这么一点儿小事情，中国人在20年后也不行！
日本男厕所的小便池子前面的尿液几乎没有，日本人拿着那个东西都自觉尿在池子里面。而我们的小便池子前面尿液痕迹甚多、皆是。你岔开双脚也不成。包括人民大会堂的男厕所和北京饭店的男厕所。有些有名的医院，比方位于北京西直门的人民医院有个尿池子的管道就是坏的！你上边操纵好了也不成，下边又漏的哪里都是！
我是作家，我观察的事物应该是最细致的事物。
有时，最不为大家关注的小事情却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况。
很多人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我就不同意这种看法，难道慈禧太后活到今天也需要坐贴膜车垂帘听政吗？明明是我们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大众的“透视权”和“预防交通事故的预先刹车制动行为的权利”给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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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4年就在日本大使馆工作，几十年来我常常为中国人汗颜。
一个民族需要有一种精神！需要有一种凝聚力！需要有广泛纪律性！需要有波及城乡的文明、文雅风度！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看有多少高楼大厦，不是物欲横流的追求，而是从各种小事儿上看普通国民的文明的程度。——其中就包括给自家车“贴膜”。
我是批判日本国最为严厉是中国作家之一。
我是主张好好学习日本国的中国作家之一。
五，追尾事故，是下岗工人的福音
我亲历两次追尾事故。一次是在二环积水潭桥，一次是在三环丽泽桥附近。只听“咚！咚！咚！咚！”的巨大撞击声后，几辆车连续追尾在一起。我因为研究“贴膜车”，所以，急忙下车调查：果然，全是贴膜车。
我认为“贴膜车”不全是坏事，它有好的一面，它毕竟增加了就业的机会。
据《工人日报》2005年12月26日报道：辽宁省总工会调查《四成职工位于最低工资边缘》。{本文由于不再详细引用的原因，是本文所述的是车辆技术性问题。}
我36年前进的首钢当铆工的，开始每月工资16元人民币。我34年前穿上的军装，每月军队发6元人民币。36年来，我众多还活着的朋友们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用最为简单的语言描述：“一部分人每月200元人民币。下岗了。另一少部分人，每月至少3万人民币，叫‘年薪’。贪官污吏的朋友们另外描述。”
我去过两次缅甸，印象深刻。
一次是调查一代抗战名将戴安澜将军所指挥的中国政府军第200师；我在缅甸军方的帮助下，沿着当年200师的撤退路线走了一圈。那次赴缅甸，辛苦之极。采访之后，我在很多刊物上发表了报告文学《把戴安澜将军背回国的200师百岁老兵张家福》。
另一次，是随8位国内“有钱人”去缅甸赌博。这8位“有钱人”的身份我还真不好说，因为，黑社会的人物在昆明就和我们大家约法三章：“同车去，谁也不许问谁的底细。”
一路同行，言谈话语之间，我分析出同行的人物有一半儿是商人、企业家，另一半儿是地方执掌大权的干部们。在缅甸豪华的赌博场所，我只在赌场坐了5分钟，我身边的干部就输了7万5人民币！我是专门写抗日战争的报告文学作家，由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早已吓得手脚冰凉、魂飞魄散。
第二次出国缅甸，我是在缅甸国领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在异国他乡豪赌的现场照相、领取护照，再重新踏进中国的国门！感慨万千。我现在还保留着这本特殊的护照，保留它的目的是感叹人生的沧桑和变迁！有的人物，那么有钱！花也花不完，他们整天山珍海味、奔驰丰田公爵王、三蜜四蜜加五蜜；有的人物，捉襟见肘，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
——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呀。
我有两位朋友都是36年前进首钢，34年前一同穿军装的。他们其中一位10年前下海，翻船。还有一位5年前“买断工龄”。这二位捉襟见肘的困境在此我不想说，但是，我们一提起“贴膜车”大家就眼前一亮，感到“天无绝人之路、地无绝人之坑。”
前面说了，根据《北京晚报》2005年12月12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交通事故报警每天2300起。”
根据我个人的调查，北京四县八区平均每一天追尾事故有44起。一次下雪，追尾事故超过了130起。这个数字不是官方公布的，只是一个交警朋友在半年之内自己的记录。中国的交通统计数字往往比较粗糙，只有“特大交通事故”、“群死群伤特大交通事故”、“死亡同比数字”、“受伤同比数字”的划分。其他交通事故统计的详细划分记录没有，比方：“超载、斗气、酒后、贴膜、改装、新老司机，新旧车、高速、路滑、打手机，”等等，等等。
根据2006年1月6日《作家文摘》的报道：“《中国公车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全文如下：“据悉，每年的全国公车消费不仅远远超过军费开支，更比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多。据有关人士预算，多数公车存在公用1/3、官员与司机私用2/3的现象，公车的工作效率只有出租车的1/5，但是，运输成本却要比出租车高出近10倍。目前（此文写于2006年），全国一共有350万辆公车。”但是，不管什么车，只要是贴了膜就相对增加了事故的概率。
这些数字对一些捉襟见肘的人来说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呀，追尾事故需要修理。而追尾事故又分成“人为的”和“人不能为的”两种。“贴膜使追尾事故增加”，应该属于“人不能为之”的范畴，“道路滑、刹车制动失灵”和“看不见，刹车制动过晚”是追尾事故的成因。而交通事故增加，资金的流向才能趋于合理。比方水坝，水渠和良田的关系；有钱人包里鼓鼓囊囊的钱只有通过“渠道”才能正常、合理地流入下岗工人的腰包。“贴膜车”正是起到了这个作用。——修车！
我在日本国留学的时候学习的是《经济统计学》，我把在日本学习到的知识用在对“贴膜车”的研究上。透过贴在车窗上那黑色的膜，我看到贫富分化的根源在于权力腐败。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 ，这是一个危险的数据，又是“贴膜车”的心理依据。在这个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多少人又会找到新的工作呀。2005年12月17日《北京晚报》2版的通栏标题是：《我国贫富差距破国际警戒线》，但是，很多人为的因素在自觉不自觉地缓解这一矛盾。
2006年1月13日北京《信》报记者李剑英报道：《车祸死亡人数5年来首次回落》，副标题是《去年造成近10万人死亡
杨钧局长介绍：“在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增长20．9%的情况下，与2004年相比，全国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万车死亡率“三下降”：事故起数减少67635起，死亡人数减少8339人，万车死亡率减少2．3%。”
我注意到，杨钧局长没有提关于贴膜车的调查。
我1984年给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的日本记者当秘书。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研究中国全国的报纸。几十年来。我把这这一工作习惯延续到今天。
我1997年从日本国留学归来，主要是研究抗战史和亲历过抗战的老人们的。但是，我也研究其他的课题；“贴膜车”就是一例。我1998年在《华声月报》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叫《厌恶贴膜》的文章。今天这篇应该是中国关于“贴膜车”调查的第二篇。可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车窗贴膜”这一社会现象。我的研究纯属个人行为，完全是个人观点。所以，不可避免地有各种错误出现。敬请各界朋友批评指正。
我的目的是：“减少交通事故。同时希望国人更加文明，更加关爱他人。”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